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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態問責為抓手推進生態文明建設

【格林時評】

      近年來，我國不斷加強生態問責力度。2015年1月，新修訂的《環境保護法》實施，進一步明確了政府對環境保護的監督管理職責，完善了生態保護紅線，加大了處罰力度，被稱為“史上最嚴環保法”。2016年7月，中共中央印發了《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規定在推進生態文明建設中領導不力，出現重大失誤，給黨的事業和人民利益造成嚴重損失，產生惡劣影響的應當予以問責。2016年12月，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生態文明建設目標評價考核辦法》，規定生態文明建設目標評價考核實行“黨政同責”，地方黨委和政府領導成員生態文明建設“一崗雙責”。

      武漢格林環保有完善的服務體系和配套的專業環境工程團隊，秉著崇高的環保責任和義務長期維護提供免費的污水處理解決方案，是湖北省工業廢水運營管理行業中的品牌。18年來公司設計并施工了上百個交鑰匙式的污水處理工程。

      生態問責是生態文明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加快生態文明建設、推進綠色發展的重要方式，是提高生態治理現代化水平的必由之路。健全生態問責制度，明確問責事項和范圍，規范問責程序，加大責任追究力度，已成為時代的呼喚。

1 生態問責是對生態意識的現實體現

      面對生態危機、發展困境和時代呼喚，樹立正確的生態意識，轉變傳統的以經濟發展和GDP考核為主的政績觀，堅持綠色發展觀，已是大勢所趨。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生態興則文明興，生態衰則文明衰”。生態問責蘊含著強烈的問題導向、價值導向和結果導向，體現著人民立場、道德堅守和生態公正。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提出，“自然界的優先地位仍然保持著”。由于人們打破和僭越了“自然界的優先地位”，將人的實踐活動放到了優先地位，肆無忌憚破壞自然，才會出現生態環境惡化和資源能源枯竭，導致生態危機。

      面對生態危機、發展困境和時代呼喚，樹立正確的生態意識，轉變傳統的以經濟發展和GDP考核為主的政績觀，堅持綠色發展觀，已是大勢所趨。觀念是行動的先導，大自然的生態危機首先是“人類意識的污染”。傳統發展觀以物為中心，其衡量的標準是以物質生產的多少判斷發展的快慢，使人沉溺于物欲。受傳統發展觀的影響，人們的生態意識淡薄，把經濟發展和生態保護對立起來，走進了單純追求GDP的誤區。人們在消費模式和生活方式上相互攀比，奢靡浪費之風逐漸盛行。

      2015年10月，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的五大發展理念，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大理論創新，其中綠色發展是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的題中應有之義。

      綠色發展觀把生態平等作為突出的價值觀，重視人與自然的平等、代內平等和代際平等。綠色發展強調生態價值的全面回歸，倡導生態文化，樹立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態文明理念，使生態道德成為普遍道德，堅持在發展中保護，在保護中發展。綠色發展強調自然、經濟、社會統籌發展的綠色建構，包括生態經濟、生態福利等物質文明的內容，生態公正、生態意識等精神文明的內容，以及生態民主等政治文明的內容。綠色發展堅持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經濟社會統籌發展、資源能源循環發展，實現動態上的質與量的全面發展，把生態文明建設轉化為全社會的自覺行動。

2 生態問責是對生態紅線的制度保障

      生態實踐是人與自然相互作用的中介和橋梁，生態問責是在生態實踐基礎上的深刻反思和具體落實，而生態紅線則是生態問責的重要標準。

      生態紅線是保障和維護國家生態安全的底線和生命線，有利于維持生態平衡、保護生物多樣性、支撐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牢固樹立生態紅線的觀念。在生態環境保護問題上，就是要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則就應該受到懲罰。”

      實踐觀點是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首要和基本觀點，實踐是認識的來源、目的和發展動力。生態實踐是人與自然相互作用的中介和橋梁，生態問責是在生態實踐基礎上的深刻反思和具體落實，而生態紅線則是生態問責的重要標準。生態紅線既包括法律紅線也包括道德紅線，是法律硬約束和道德軟環境的統一。生態紅線是一個完整的體系，包括環境質量的底線、資源利用的上限、生態功能的基線。在實踐操作中，耕地、森林、濕地、荒漠植被、物種等，都有明確的紅線指標。《關于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明確要樹立底線思維，設定并嚴守資源消耗上限、環境質量底線、生態保護紅線，將各類開發活動限制在資源環境承載能力之內。《關于劃定并嚴守生態保護紅線的若干意見》的公布，也標志著我國首次開啟生態保護紅線戰略，形成生態保護紅線全國“一張圖”。

      生態問責推進生態建設法治化步伐。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只有實行最嚴格的制度、最嚴密的法治，才能為生態文明建設提供可靠保障。要建立責任追究制度，對那些不顧生態環境盲目決策、造成嚴重后果的人，必須追究其責任，而且應該終身追究。”

      近年來，《環境保護法》等法律法規明確提出環境信息公開和公眾參與的要求。然而，目前環境信息公開狀況并不理想。針對環保監測數據造假的問題，應該明確環保監測數據是政府公信力的反映，是不能碰的“高壓線”。遏制企業環保數據造假現象，鏟除滋生造假的土壤，必須從法律上加大處罰力度。法者，國之公器。生態文明建設要靠法治，建章立制，堅持依法行政，強化環境保護和生態文明建設的執法監督管理。《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提出要區分情節輕重，對造成生態環境損害的，予以誡勉、責令公開道歉、組織處理或黨紀政紀處分，對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環境保護法》《大氣污染防治法》《清潔生產促進法》《水土保持法》等法律法規主線清晰、監管嚴密、處罰有力，能夠保證生態文明建設的可持續性，體現了黨中央、國務院加強生態文明建設的新舉措，彰顯了生態治理水平的新高度，順應了公眾對改善環境質量的新期待。

3 生態問責是對生態實踐的理性考量

      生態問責注重以人為本，把人民的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著力在治氣、凈水、增綠、護藍上下功夫，不斷滿足人們對天藍、地綠、水凈的需求。

      生態問責體現時代性，為生態文明建設保駕護航。面對資源約束趨緊、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系統退化的嚴峻形勢，建立監督機制、設置剛性約束、制定問責辦法，已成為加強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路徑。

      生態危機的出現，使人們開始深刻反思工業革命，從“吃老本”的線性發展模式轉向“吃利息”的循環發展模式，積極建設生態文明。生態文明建設是一個協同推進、不斷完善、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過程，生態問責是加強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抓手。2015年5月，《關于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正式發布，明確建立領導干部任期生態文明建設責任制。2015年8月，《黨政領導干部生態環境損害責任追究辦法（試行）》正式發布，指出黨政領導干部生態環境損害責任追究，堅持依法依規、客觀公正、科學認定、權責一致、終身追究的原則。2015年9月，《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印發，強調完善生態文明績效評價考核和責任追究制度，建立生態環境損害責任終身追究制，建立國家環境保護督察制度。2016年9月，《關于省以下環保機構監測監察執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試點工作的指導意見》公布，強化了地方黨委、政府及其相關部門的環境保護責任，把生態環境質量狀況作為黨政領導班子考核評價的重要內容，增強了環境監測監察執法的獨立性、統一性、權威性和有效性，為建設天藍、地綠、水凈的美麗中國保駕護航。

      生態問責把握了規律性，積極維護生態平衡。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體現尊重自然、順應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依托現有山水脈絡等獨特風光，讓城市融入大自然，讓居民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

      生態規律是人們在實踐的基礎上，在深刻反思全球性生態危機的過程中總結出來的固有的、本質的、必然的聯系：如相生相克、協調穩定、負載定額等規律，揭示了自然事物相互聯系、相互制約、共榮共生、動態平衡的生態關系。生態問責強調人的自覺與自律，善于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突出生態系統的整體性、層次性、開放性和復雜性，注重低消耗、低污染、低排放、高效率、循環再生，維護生態平衡，將地球資源的有限性和人類文明進步的無限性統一起來，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發展。

      生態問責凸顯人民性，始終注重以人為本。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經濟發展、GDP數字的加大，不是我們追求的全部，我們還要注重社會進步、文明興盛的指標，特別是人文指標、資源指標、環境指標；我們不僅要為今天的發展努力，更要對明天的發展負責，為今后的發展提供良好的基礎和可以永續利用的資源和環境。”

      生態問責注重以人為本，把人民的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著力在治氣、凈水、增綠、護藍上下功夫，不斷滿足人們對天藍、地綠、水凈的需求。生態問責要求對領導干部實行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健全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建立國土空間開發保護制度、健全環境信息公開制度、完善環境保護管理制度等，還人民碧水藍天，建設美麗家園。比如，針對環保監測數據造假的問題，應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加強制度設計和安排，從硬件、軟件和技術方面完善現有在線動態監測系統，提高數據造假的技術門檻。推動企業污染數據公開，通過加大監測數據公開透明力度，讓企業主動接受社會各方面監督，樹起不敢不愿不想造假的法律紅線。引入第三方評估機構，加大專業人士對環保監測數據的核實和比較，避免監測數據受到考核評優等行政干擾。

      有權必有責、有責要擔當、失責必追究。對黨政領導干部進行生態終身問責，對生態環境損害行為“零容忍”，突出了領導干部這個“關鍵少數”，抓住了落實主體責任這個“牛鼻子”，扭住了生態實踐的“關鍵點”，舉起了干部選拔任用和考核評價的“指揮棒”，推動了領導干部同戴環保“緊箍”，激發了領導干部的責任意識和擔當精神，為加快生態文明建設、推進綠色發展奠定了更加堅實的基礎，提供了更強勁的動力。需要指出的是，在進行生態問責的同時，應多管齊下，加大對重點生態功能區的轉移支付力度，強化對自然保護和生態修復的支持力度，完善生態補償機制，提升生態治理能力，推進生態現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