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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環保 為您關注】（來源：中國環境報）
    ●對產能過剩、技術落后的污染型企業進行整頓關停不僅不會影響全國的經濟發展，還會促進產能優化，避免劣幣驅除良幣的現象。因此，從全國的發展質量即綠色GDP的大局看，不僅沒有降低，反而有所提高。
●如果將經濟下行的責任推卸給環保部門和地方政府，從小處看，是為了一地的經濟發展，為自己的小利益打算盤；從大處看，是否定中央的生態文明建設路線和改革路線。
●在未來十年內，我國將處于還債期，環境保護的形勢仍將嚴峻，工業就業問題和工業財政形勢也仍然嚴峻。各地必須化這一還債期為歷史發展契機，支持技術創新，加強產業結構調整。為此，各地方政府要做好打持久戰的準備。
●從歷史的觀點看，此次經濟下行到什么時候結束，就要看創新經濟時代什么時候全面到來。
●環保部門和地方各級政府采取嚴格措施，關停、取締一些環境污染企業，整頓一些環境風險企業，是基于環境保護和生態文明建設的歷史緊迫感，是按照《環境保護法》實施的保護區域環境安全的行為，不存在法外施政的情形。反之，就是環保部門和地方黨政領導失職。失職就要追責。
●建議按照中央最近通過的《黨政領導干部生態環境損害責任追究辦法（試行）》，追究有關地方黨政領導的責任。只有這樣，才能震懾一些不顧大局的地方黨政領導，為生態文明制度建設打下堅實基礎。
最近一些省份提出，因為化解產能過剩，治理大氣污染，保護水體環境，而大大影響了GDP增長。特別是一些媒體關于山東省臨沂市因為關停企業，失業率達到6萬多人、企業債務達到千億元的報道，將環境保護工作和環境保護部門推到風口浪尖。臨沂市是諸多工業城市的縮影，其他省份也存在類似情形。此報道引起了中央和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企業少了，就業就少了。就業少了，就會危及社會穩定。為此，中央責成有關部門認真調研，討論原因和對策。筆者認為，對于環境保護與經濟下行的關系，應當基于歷史和發展的觀點，有一個全面、客觀、清醒的認識。
對產能過剩、技術落后的污染型企業進行整頓關停不僅不會影響全國的經濟發展，還會促進產能優化，避免劣幣驅除良幣的現象
最近，有幾家媒體報道說，臨沂在環保部約談之后，出現了經濟下滑、失業率提升等問題，引起社會關注。這兩者是否真的存在必然的邏輯關系，有待進一步調查證實，不能貿然下結論。即便因為嚴格環境執法監管，導致了GDP增速下降，那也只是環境污染型經濟和資源消耗型經濟的下降，是經濟轉型升級過程中必須付出的代價，必須邁過的坎。從一些地方的實踐來看，對產能過剩、技術落后的污染型企業進行整頓關停不僅不會影響全國的經濟發展，還會促進產能優化，避免劣幣驅除良幣的現象。因此，從全國的發展質量即綠色GDP的大局看，不僅沒有降低，反而有所提高。
當前，影響經濟下行和就業率的因素很多，各地情況也不一樣，例如，企業土地成本提高、人口老齡化等導致的勞動力成本提高也是重要因素，不能把矛頭指向環境保護。這完全是誤導。有人指出，即使不進行環境保護，高成本和低效益的發展模式也難以保證經濟持續增長。總體上看，2008年發生的世界經濟危機到現在還沒有結束，而且近期也沒有結束的跡象。2013年以來，世界經濟重新進入本輪經濟危機中的新一波蕭條期，我國也沒能幸免。而且，此波蕭條期到目前還未結束。德國等發達國家在經濟危機期間并沒有沉淪，而是加緊進行科技研發，進行工業4.0革命，目前已取得突破性進展。2008年以來，我國中央政府也因勢提出，要化危機為機遇，在經濟危機期間大力開展產業結構調整，不得發展過剩產能。然而，一些地方黨委和政府并沒有看清形勢，不是通過鼓勵科技革新和發展創新經濟渡過難關，而是繼續沿用以前的土地財政、污染財政和資源財政，大拆大建，為環境污染、資源消耗的產業發展大開綠燈，致使環境污染和資源浪費，甚至比之前更加有過之而無不及。殊不知，這一行為造成兩個嚴重后果：一是大幅增加了污染排放的總量，全國性的霧霾現象就此發端；二是導致過剩產能和產業結構不合理的現象更加嚴重。這為目前我國調整產業結構、保護環境造成了極大障礙。
現在的關停整頓是在還歷史環境債，而且還會持續一段時間
臨沂現象證明，各地區不能忽視有限的環境容量毫無限制地追求粗放式經濟發展總量。一些地區享受了粗放式發展帶來的成果，卻沒有做出必要的環境保護投入，這必定要付出沉重的事后代價。目前，臨沂等地因為企業關閉、取締、整頓出現的失業和財政問題，不能成為綁架民意和中央部署的借口。如果繼續回到之前的發展道路上，后果將更加嚴重，經濟和社會危機將難以克服。現在采取堅決的措施調整產業結構，是為今后的經濟和社會可持續協調發展打下良好基礎。如果將經濟下行的責任推卸給環保部門和地方政府，從小處看，是為了一地的經濟發展，為自己的小利益打算盤；從大處看，是否定中央的生態文明建設路線和改革路線。
從歷史的觀點看，此次經濟下行到什么時候結束，就要看創新經濟時代什么時候全面到來。中國疆域廣袤，區域差異明顯，從目前來看，如果要整體進入創新經濟時代，尚需時日。從環境治理規律看，如果我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不出現較大波動，在2030年之前，我國的碳排放將達到峰值；2025年之前，我國的人口總量將出現下降，主要污染物的排放總量將越過拐點。也就是說，在未來十年內，我國將處于還債期，環境保護的形勢仍將嚴峻，工業就業問題和工業財政形勢也仍然嚴峻，因此，我們應當有耐心。各地必須將這一還債期化為歷史發展契機，支持技術創新，加強產業結構調整。為此，各地方政府要做好打持久戰的準備。在打持久戰的初期，出現一些關于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關系的輿論反彈，是很正常的。
環保部門和地方各級政府采取措施保護環境，是小利益服從大格局的依法履職行為
按照我國憲法和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各級黨委和政府必須依憲執政、依法辦事。被譽為史上最嚴的《環境保護法》是從我國長遠發展的角度修訂的，是基于“五位一體”的整體格局修訂的，各級黨委和政府必須服從大格局，不折不扣地實施。環保部門和地方各級政府采取嚴格措施，關停、取締一些環境污染企業，整頓一些環境風險企業，是基于環境保護和生態文明建設的歷史緊迫感，是按照《環境保護法》實施的保護區域環境安全的行為，不存在法外施政的情形。反之，就是環保部門和地方黨政領導失職。失職就要追責。
針對違背中央決策和部署的行為，應按照黨的十八大以來的要求進行追責
目前，一些地方的環境污染現狀和龐大的低端過剩產業結構，是2008年經濟危機以來地方黨委和政府擴大已經過剩的產能建設造成的。在一些地方，多達50%的項目屬于違法建設工業項目，至今仍然不具有合法身份。這一違反政策和法律決策的行為，導致環境污染困局難解、化解過剩產能艱難、影響社會穩定的局面，造成國家和社會的嚴重損失。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提出要建立生態環境損害終身責任追究制度，并為此進行制度構建工作。有關地區的黨委和政府，必須對此輪經濟危機期間的盲目決策付出代價，即使一些主要領導干部退休、調離和升遷，也得追責。建議按照中央最近通過的《黨政領導干部生態環境損害責任追究辦法（試行）》，追究有關地方黨政領導的責任。只有這樣，才能震懾一些不顧大局的地方黨政領導，為生態文明制度建設打下堅實基礎。
針對經濟下行趨勢要出臺扶助式的環境保護政策
首先，應當寬立法、因地制宜立法，包括環境標準的制定要結合國情。在環境守法還不是常態的情形下，法律要求和環境標準的制定不是越嚴格越好。現在要做的是嚴格執法，回歸到全面、嚴格執行達標排放這一基礎的管制手段上來。只有全面實現達標排放，打下環境法治基礎，才能逐步提升環境標準。
其次，應當理清中央和地方的環境與發展事權關系。按照環境保護法律規定，地方人民政府對環境質量負責。但是，地方對本地的經濟和環境保護卻缺乏完全的自主權。因此，在實行環境保護黨政同責和生態環境損害責任終身追究制的基礎上，中央和地方的事權劃分應按照權責匹配的原則，重新劃分。除了宏觀調控外，中央要大幅度放權到地方；中央有關部門要加強對全國生態環境質量的監測，加強對地方的環境監察和考核，加強對地方環境保護黨政同責的實施等。
第三，應當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地實施新《環境保護法》。《環境保護法》要嚴格實施，但是也應利用責令企業整改這一法律責任的規定，在自由裁量權的范圍內，由有關部門出臺細則，給企業必要的整改期與升級期，不要盲目地予以取締和關閉。在升級改造方面，國家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要給予資金和技術支持，不要因升級改造是企業的主體義務而袖手旁觀。放任企業倒閉，是不符合服務型政府要求的行為。
第四，應當改革全國性的總量控制制度，按照環境質量管理的要求，針對區域、流域與單元實施大氣和水污染物排放的總量控制。要大力支持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發展環境保護產業，通過建設污水集中處理等污染處理設施，提高設施的納污和處理能力，共享環境治理設備和技術，減少環境治理成本，為企業遵守環境保護法律法規的要求提供必要的條件。
此外，有關部門還應當拿出切實的手段支持企業進行環境保護技術革新和銀行信貸。目前，一些環保新技術的推廣存在制度障礙，很多新技術因為既有的政策和評審體制，難以被迅速推廣。由于經濟下行，信貸風險加大，大部分銀行不愿意貸款給工業企業特別是中小工業企業，導致企業無錢進行科技創新與升級改造。這些需要引起有關部門重視。